1948年隆冬时节，一位年届半百的国民党兵团司令，竟以伙夫的身份狼狈地从枪林弹雨中拾回一条性命。为他放行的一位解放军连长，因其老相而误以为是寻常炊事兵，临别之际还慷慨地赠予两块银元作为盘缠。这位化险为夷的国民党将领，正是孙兰峰。
他在此次战役中“逃脱”而出，然而，“逃脱”二字恐难尽述其境遇——他所在的国民党第11兵团，五万六千余众，几乎全军覆没于解放军的雷霆攻势之下。他并非“逃脱”，而是“混”了出去。故事的缘起，需从头说起。
孙兰峰，山东滕县人，生于1895年，家境贫寒，早年便已尝尽生计之艰辛。18岁（亦有说17岁）那年，他投身军旅，最初效力于阎锡山麾下，后追随傅作义，这一段军旅生涯便绵延了三十余载。在傅作义的麾下，孙兰峰与董其武并称为两大悍将。他作战勇猛，不畏生死，素有“急火星”之称——此乃其绰号，既指其作战时的勇往直前，也描摹其急躁的脾性。正是这份敢打敢拼的劲头，深得傅作义的赏识，一路提拔，直至兵团司令的显赫地位。
1948年9月，孙兰峰获任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官，驻守战略要地张家口。是年11月，辽沈战役刚刚落下帷幕，东北全境尽失，国民党在华北的局势已是风雨飘摇。蒋介石意图傅作义部南撤，傅作义却暗自盘算，若守势难以为继，便向西撤退，回归老巢绥远。张家口，正是西撤绥远的必经之地，此门若被封锁，傅作义便将如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飞。因此，傅作义对张家口的高度重视不言而喻。他将自己最精锐的嫡系部队——第11兵团，连同其下属的袁庆荣部第105军、张进修部独立第318师，以及数个保安团和骑兵旅，共计五万余人，尽数部署于此，由孙兰峰坐镇指挥。
中共中央军委洞悉了这一战略要点。毛泽东的意图十分明确：必须先击其尾，紧咬张家口不放，迫使傅作义遣兵救援，从而将傅的精锐主力牵制在华北，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宝贵的时间。11月下旬，杨成武麾下的华北第3兵团奉命从绥远东线悄然收兵，向东进发。11月25日，三个纵队以急行军的速度，分三路秘密开进张家口、宣化地区。11月29日，解放军对张家口外围发起猛攻，迅速夺取了柴沟堡、万全、沙岭子等关键据点。
消息传至北平，傅作义心急如焚。他当即派遣其“王牌中的王牌”——第35军，从丰台地区火速西援。第35军乃傅作义的发家部队，全套美式装备，且为当时华北地区唯一一支全摩托化军。傅作义此次可谓孤注一掷。12月5日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入关，一举攻克密云。傅作义闻讯大惊，误以为解放军将矛头直指北平，急令第35军军长郭景云率部星夜东返。第35军在张家口地区受阻后，于12月6日中午突破解放军的合围，踏上了返回北平的征途。
中央军委反应神速，于12月6日清晨急电华北第2兵团的杨得志、罗瑞卿、耿飚，令其迅速向宣化、下花园地区开进，务必堵截第35军。杨得志立即命令第12旅“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堵住三十五军”。12月8日，第35军最终被合围于新保安。郭景云此人骄狂自大，根本未将解放军放在眼里，认为凭借其美式装备，定能杀出一条血路。然而，他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围歼决心和火力配置。12月22日，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总攻，战至下午5时，守敌全歼，郭景云拔枪自尽。
第35军的覆灭，对傅作义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，更是他从绥远起家的基石，一朝尽失。12月22日下午，第35军全歼的消息传至傅作义处。当天下午，他便向张家口的孙兰峰和袁庆荣发去密电，措辞恳切：“郭军在新保安被歼，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，经察北、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”。电报之意，不言而喻：放弃坚守，立即撤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孙兰峰接到电报，心中了然。35军既已覆灭，傅作义手中最精锐的部队已荡然无存，驻守张家口已无太大胜算。他当即召集兵团参谋长贾璜、105军军长袁庆荣、军参谋长成于念等人商议。一番合计后，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，经商都方向撤回绥远。突围计划既定，孙兰峰布置了两个关键事项：其一，他调集251师、259师两个主力师作为开路先锋，以硬冲的姿态突破重围，意在借其锐气打开缺口；其二，他将三个保安团留守张家口，意图在突围受阻时，能有据点作为退守之用。
12月23日凌晨，担任此次突围总指挥的105军军长袁庆荣，收到前卫259师“进展顺利”的捷报。袁庆荣见状，认为机会难得，机不可失，当即率领大部队经大境门出城，急行军追赶259师。行进一段路程，一路平安无事，孙兰峰和袁庆荣紧悬的心才稍稍放下。然而，他们的喜悦为时过早。当部队推进至朝天洼和西甸子一带时，突然遭遇解放军的猛烈炮火阻击。原来，杨成武早在此地设下伏兵，解放军一纵三旅的阵地便扼守在西甸子、乌拉哈达、朝天洼一线。
国民党军四个主力师被压缩在西甸子、朝天洼和黄土窑子之间一条不足一公里宽、五公里长的狭窄山沟内。重炮无法展开，坦克寸步难行，兵力更是拥挤不堪，动弹不得，俨然成为解放军炮火下的活靶子。孙兰峰心急如焚，与袁庆荣接连组织了十余次团以上规模的冲锋。一次受挫，便再组织二次，二次被击退，便再组织第三次。然而，解放军凭借两侧高地的炮火优势，将国军的进攻死死压制住，每一次冲锋都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且次次被击退。
就在此时，一个更为严峻的消息传来——张家口已被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攻占。此消息对正在拼死突围的部队而言，无异于釜底抽薪。本已筋疲力尽的官兵，一听老巢被端，士气当即崩溃。解放军趁势猛攻，至12月24日下午3时许，孙兰峰所部五万六千余人基本被全歼，包括13名将官在内的众多高级军官被俘。然而，孙兰峰本人却未能被俘。
他究竟是如何逃脱的？说来令人难以置信——他竟化装成伙夫，混迹于逃散的队伍中，最终得以脱身。当时，年仅53岁的孙兰峰，面容显得格外苍老，看上去已有六七十岁的年纪。他脱下军官制服，换上一身破旧的伙夫装束，趁着战场混乱之际，悄然向外溜去。途中，他被一支解放军搜索连队截住盘问。连长打量着他，只见他衣衫褴褛，满脸皱纹，确实像一个常年灶台边烧火的伙夫。当被问及身份时，孙兰峰一口咬定自己是随军伙夫，一无所知。连长见他年近花甲，面相老成，衣着打扮又十分符合，便信以为真。临别之际，连长还出于同情，给了他两块银元作为路费。
两块银元。一枚兵团司令的性命，仅值两块银元。孙兰峰揣着这两块沉甸甸的银元，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，徒步行走了整整七天才抵达商都县。手脚尽皆冻伤，他几乎在荒野中丧生。抵达商都后，当地民团将其护送至绥远，他得以重返傅作义身边。原本一支五万多人的兵团，最终竟只剩他这位光杆司令活着回来。
105军军长袁庆荣则没那么幸运。12月24日，部队被歼灭后，他率领残部向解放军投降，不幸被俘。然而，袁庆荣的人生却在被俘后迎来转机。1949年4月，他获释，随后参与策动绥远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担任绥远省军区副参谋长、解放军第23兵团副参谋长、第69军副军长等职务，晚年因病离休，在保定定居。
孙兰峰回到绥远后，也并非赋闲度日。1949年，傅作义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，但孙兰峰在绥远初期并未立即表态。他采取了“暂不表态，静观其变”的策略，或许是在观望局势，或许是心中存有顾虑。毕竟，他刚刚在张家口与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恶战，麾下五万大军全军覆没，让他此刻就轻易投降，着实有些面上过不去，心中也不踏实。
1949年9月，傅作义亲自前往绥远，对他进行劝说。傅作义诚恳地表示：“老弟，大家都签了，就你没签，是不是还有顾虑？如果你想走，我不拦你，你想带谁走都可以，但有一条，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了。”两位相交多年的老上级，将话已说到这份上，孙兰峰终于松口，最终参加了“九·一九”绥远和平起义，在通电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。据传，在签署起义通电的39人中，孙兰峰是最后一个签名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孙兰峰历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、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职。1987年2月27日，他在呼和浩特病逝，享年92岁。
孙兰峰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他年轻时追随傅作义南征北战，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长城抗战、绥远抗战、五原战役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，堪称一代勇士。及至解放战争，他受命镇守张家口，最终几乎全军覆没，自己却化装成伙夫，九死一生，捡回一条命。最终，他又跟随傅作义走上了和平起义的道路，在新中国担任要职，并以92岁高龄善终。然而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1948年12月24日，张家口战役落下帷幕。解放军在战场上清理战果，清点俘虏和缴获。孙兰峰的名字，在战报上被标记为“漏网”，第11兵团司令官，下落不明。彼时，谁也不会料到，一位53岁的兵团司令，正身着伙夫的破旧衣衫，揣着解放军连长赠予的两块银元，拖着被严寒冻伤的双腿，独自一人在茫茫雪地中艰难跋涉。那天，农历十一月十四，天寒地冻，塞外的朔风刮在脸上，如同刀割般刺骨。通往商都的路途崎岖难行，到处是积雪和冻土。孙兰峰当时大概也无暇多想，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，走一步算一步。他身上那两块银元，他一直未舍得花掉，或许他也不知道该在哪儿花——这一路上，人烟稀少，哪里有店铺可供消费。
七天后，他终于抵达商都。当地的民团人员看到这位衣衫褴褛、手脚被冻得发黑的老者，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仅仅七天前，他还是手握五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官。这就是张家口战役中最荒诞也最真实的一幕：一位败军之将，凭借一身伙夫的装扮和两块银元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悄然走了出去。后来，那两块银元去了何方配资操盘十大技巧，无人知晓。孙兰峰本人，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段惊险的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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