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8年隆冬时节,一位年届半百的国民党兵团司令,竟以伙夫的身份狼狈地从枪林弹雨中拾回一条性命。为他放行的一位解放军连长,因其老相而误以为是寻常炊事兵,临别之际还慷慨地赠予两块银元作为盘缠。这位化险为夷的国民党将领,正是孙兰峰。
他在此次战役中“逃脱”而出,然而,“逃脱”二字恐难尽述其境遇——他所在的国民党第11兵团,五万六千余众,几乎全军覆没于解放军的雷霆攻势之下。他并非“逃脱”,而是“混”了出去。故事的缘起,需从头说起。
孙兰峰,山东滕县人,生于1895年,家境贫寒,早年便已尝尽生计之艰辛。18岁(亦有说17岁)那年,他投身军旅,最初效力于阎锡山麾下,后追随傅作义,这一段军旅生涯便绵延了三十余载。在傅作义的麾下,孙兰峰与董其武并称为两大悍将。他作战勇猛,不畏生死,素有“急火星”之称——此乃其绰号,既指其作战时的勇往直前,也描摹其急躁的脾性。正是这份敢打敢拼的劲头,深得傅作义的赏识,一路提拔,直至兵团司令的显赫地位。
1948年9月,孙兰峰获任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官,驻守战略要地张家口。是年11月,辽沈战役刚刚落下帷幕,东北全境尽失,国民党在华北的局势已是风雨飘摇。蒋介石意图傅作义部南撤,傅作义却暗自盘算,若守势难以为继,便向西撤退,回归老巢绥远。张家口,正是西撤绥远的必经之地,此门若被封锁,傅作义便将如瓮中之鳖,插翅难飞。因此,傅作义对张家口的高度重视不言而喻。他将自己最精锐的嫡系部队——第11兵团,连同其下属的袁庆荣部第105军、张进修部独立第318师,以及数个保安团和骑兵旅,共计五万余人,尽数部署于此,由孙兰峰坐镇指挥。
中共中央军委洞悉了这一战略要点。毛泽东的意图十分明确:必须先击其尾,紧咬张家口不放,迫使傅作义遣兵救援,从而将傅的精锐主力牵制在华北,为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宝贵的时间。11月下旬,杨成武麾下的华北第3兵团奉命从绥远东线悄然收兵,向东进发。11月25日,三个纵队以急行军的速度,分三路秘密开进张家口、宣化地区。11月29日,解放军对张家口外围发起猛攻,迅速夺取了柴沟堡、万全、沙岭子等关键据点。
消息传至北平,傅作义心急如焚。他当即派遣其“王牌中的王牌”——第35军,从丰台地区火速西援。第35军乃傅作义的发家部队,全套美式装备,且为当时华北地区唯一一支全摩托化军。傅作义此次可谓孤注一掷。12月5日,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入关,一举攻克密云。傅作义闻讯大惊,误以为解放军将矛头直指北平,急令第35军军长郭景云率部星夜东返。第35军在张家口地区受阻后,于12月6日中午突破解放军的合围,踏上了返回北平的征途。
中央军委反应神速,于12月6日清晨急电华北第2兵团的杨得志、罗瑞卿、耿飚,令其迅速向宣化、下花园地区开进,务必堵截第35军。杨得志立即命令第12旅“不惜一切代价,坚决堵住三十五军”。12月8日,第35军最终被合围于新保安。郭景云此人骄狂自大,根本未将解放军放在眼里,认为凭借其美式装备,定能杀出一条血路。然而,他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围歼决心和火力配置。12月22日,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总攻,战至下午5时,守敌全歼,郭景云拔枪自尽。
第35军的覆灭,对傅作义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,更是他从绥远起家的基石,一朝尽失。12月22日下午,第35军全歼的消息传至傅作义处。当天下午,他便向张家口的孙兰峰和袁庆荣发去密电,措辞恳切:“郭军在新保安被歼,希即研究可否及时突围,经察北、绥东与董其武军靠拢”。电报之意,不言而喻:放弃坚守,立即撤退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
孙兰峰接到电报,心中了然。35军既已覆灭,傅作义手中最精锐的部队已荡然无存,驻守张家口已无太大胜算。他当即召集兵团参谋长贾璜、105军军长袁庆荣、军参谋长成于念等人商议。一番合计后,决定于12月23日拂晓突围,经商都方向撤回绥远。突围计划既定,孙兰峰布置了两个关键事项:其一,他调集251师、259师两个主力师作为开路先锋,以硬冲的姿态突破重围,意在借其锐气打开缺口;其二,他将三个保安团留守张家口,意图在突围受阻时,能有据点作为退守之用。
12月23日凌晨,担任此次突围总指挥的105军军长袁庆荣,收到前卫259师“进展顺利”的捷报。袁庆荣见状,认为机会难得,机不可失,当即率领大部队经大境门出城,急行军追赶259师。行进一段路程,一路平安无事,孙兰峰和袁庆荣紧悬的心才稍稍放下。然而,他们的喜悦为时过早。当部队推进至朝天洼和西甸子一带时,突然遭遇解放军的猛烈炮火阻击。原来,杨成武早在此地设下伏兵,解放军一纵三旅的阵地便扼守在西甸子、乌拉哈达、朝天洼一线。
国民党军四个主力师被压缩在西甸子、朝天洼和黄土窑子之间一条不足一公里宽、五公里长的狭窄山沟内。重炮无法展开,坦克寸步难行,兵力更是拥挤不堪,动弹不得,俨然成为解放军炮火下的活靶子。孙兰峰心急如焚,与袁庆荣接连组织了十余次团以上规模的冲锋。一次受挫,便再组织二次,二次被击退,便再组织第三次。然而,解放军凭借两侧高地的炮火优势,将国军的进攻死死压制住,每一次冲锋都付出惨痛的代价,且次次被击退。
就在此时,一个更为严峻的消息传来——张家口已被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攻占。此消息对正在拼死突围的部队而言,无异于釜底抽薪。本已筋疲力尽的官兵,一听老巢被端,士气当即崩溃。解放军趁势猛攻,至12月24日下午3时许,孙兰峰所部五万六千余人基本被全歼,包括13名将官在内的众多高级军官被俘。然而,孙兰峰本人却未能被俘。
他究竟是如何逃脱的?说来令人难以置信——他竟化装成伙夫,混迹于逃散的队伍中,最终得以脱身。当时,年仅53岁的孙兰峰,面容显得格外苍老,看上去已有六七十岁的年纪。他脱下军官制服,换上一身破旧的伙夫装束,趁着战场混乱之际,悄然向外溜去。途中,他被一支解放军搜索连队截住盘问。连长打量着他,只见他衣衫褴褛,满脸皱纹,确实像一个常年灶台边烧火的伙夫。当被问及身份时,孙兰峰一口咬定自己是随军伙夫,一无所知。连长见他年近花甲,面相老成,衣着打扮又十分符合,便信以为真。临别之际,连长还出于同情,给了他两块银元作为路费。
两块银元。一枚兵团司令的性命,仅值两块银元。孙兰峰揣着这两块沉甸甸的银元,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,徒步行走了整整七天才抵达商都县。手脚尽皆冻伤,他几乎在荒野中丧生。抵达商都后,当地民团将其护送至绥远,他得以重返傅作义身边。原本一支五万多人的兵团,最终竟只剩他这位光杆司令活着回来。
105军军长袁庆荣则没那么幸运。12月24日,部队被歼灭后,他率领残部向解放军投降,不幸被俘。然而,袁庆荣的人生却在被俘后迎来转机。1949年4月,他获释,随后参与策动绥远起义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担任绥远省军区副参谋长、解放军第23兵团副参谋长、第69军副军长等职务,晚年因病离休,在保定定居。
孙兰峰回到绥远后,也并非赋闲度日。1949年,傅作义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,但孙兰峰在绥远初期并未立即表态。他采取了“暂不表态,静观其变”的策略,或许是在观望局势,或许是心中存有顾虑。毕竟,他刚刚在张家口与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恶战,麾下五万大军全军覆没,让他此刻就轻易投降,着实有些面上过不去,心中也不踏实。
1949年9月,傅作义亲自前往绥远,对他进行劝说。傅作义诚恳地表示:“老弟,大家都签了,就你没签,是不是还有顾虑?如果你想走,我不拦你,你想带谁走都可以,但有一条,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了。”两位相交多年的老上级,将话已说到这份上,孙兰峰终于松口,最终参加了“九·一九”绥远和平起义,在通电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。据传,在签署起义通电的39人中,孙兰峰是最后一个签名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,孙兰峰历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、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要职。1987年2月27日,他在呼和浩特病逝,享年92岁。
孙兰峰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他年轻时追随傅作义南征北战,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长城抗战、绥远抗战、五原战役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,堪称一代勇士。及至解放战争,他受命镇守张家口,最终几乎全军覆没,自己却化装成伙夫,九死一生,捡回一条命。最终,他又跟随傅作义走上了和平起义的道路,在新中国担任要职,并以92岁高龄善终。然而,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1948年12月24日,张家口战役落下帷幕。解放军在战场上清理战果,清点俘虏和缴获。孙兰峰的名字,在战报上被标记为“漏网”,第11兵团司令官,下落不明。彼时,谁也不会料到,一位53岁的兵团司令,正身着伙夫的破旧衣衫,揣着解放军连长赠予的两块银元,拖着被严寒冻伤的双腿,独自一人在茫茫雪地中艰难跋涉。那天,农历十一月十四,天寒地冻,塞外的朔风刮在脸上,如同刀割般刺骨。通往商都的路途崎岖难行,到处是积雪和冻土。孙兰峰当时大概也无暇多想,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,走一步算一步。他身上那两块银元,他一直未舍得花掉,或许他也不知道该在哪儿花——这一路上,人烟稀少,哪里有店铺可供消费。
七天后,他终于抵达商都。当地的民团人员看到这位衣衫褴褛、手脚被冻得发黑的老者,大概怎么也想不到,仅仅七天前,他还是手握五万大军的兵团司令官。这就是张家口战役中最荒诞也最真实的一幕:一位败军之将,凭借一身伙夫的装扮和两块银元,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悄然走了出去。后来,那两块银元去了何方配资操盘十大技巧,无人知晓。孙兰峰本人,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段惊险的经历。
永信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